针对两性产业的空前兴盛,...相比日本和美国在这个行业里的探索,中国尚且处于邯郸学步的阶段,这里的创业空间恐怕大得惊人。
1982年,人民音乐出版社决定出版一本用于改善社会风气、弘扬正确价值观的图书:《怎样鉴别黄色歌曲》。
全书近5万字,收录了中国音乐界各大名家的指导思想,如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化工作系主任周荫昌、歌剧《白毛女》的编剧之一瞿维、儿歌《小燕子》的作曲者王云阶等,他们将邓丽君的《蔷薇处处开》、《何日君再来》定性为“糖衣裹着的毒药”、“色情引诱之声和精神麻痹之剂”,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的“一种不治之症”,试图苦口婆心的告诫年轻人不要堕落。
不过,即使有着基于意识形态的自上而下的训斥,邓丽君的歌曲仍然是民间社会的主流兴致及谈资,从“**”动荡中走出不久的人们开始脱离集体主义,将荷尔蒙的释放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了个人价值。“白天听老邓(**),晚上听小邓(邓丽君)”,也极其生动的诠释了中国这个传统古国在观念开放上的矛盾与维艰。
直到1997年,“流氓罪”被从《刑法》中删除,关于那段荒诞岁月的记忆,才有了淡化的机会。有历史资料显示,在当年的“严打”中,喜欢跳舞、与多名异性发生性关系、甚至是身穿过于暴露的服装,都是可以被最高判处死刑的犯罪行为。据传,一名因与十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而被处以死刑的王姓女子,在临死前说了这么一句话:“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,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,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。”
她的话应验了,但那条逝去的生命却无法挽回。
从提心吊胆,到争奇斗妍
耻于谈性,是中国在大一统时代的政策共性。如康熙盛世,就不乏国家法令对情色文艺的干预,贩卖“小说淫词”者,需被杖责一百,流放三年。相反,当国家或是王朝并不稳定时,市井反多纸醉金迷,魏晋时期的声色犬马、民国年间的十里洋场,皆为佳话。
现代中国在上世纪尾期的体制转型,再度以市场经济为驱动,开启了有着中国特色的“性解放运动”。最显著的标志,莫过于1988年,性教育被正式纳入中国中学教育的学科内容,尽管在具体执行上仍有诸多非议,但是“谈性色变”的紧张,已经刹车。
计生委曾在2013年发布报告,称中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(实际可能超过2000万),已经位居世界第一。这个数字引起截然不同的争论,一方坚持这是性开放带来的恶果,让年轻女孩频频躺上流产台是社会之耻,另一方则认为,中国的性教育未能跟上性观念及性行为的开放,才是导致流产率畸高的罪魁祸首。如前文提到过的知性,其团队初心之一,就是希望普及两性的健康常识,让因为各种失误而不幸死于人流病床上的女性数量可以因此而减少。
所以,针对两性产业的空前兴盛,野生的卫道士不必气势汹汹的指责世风日下,因为这是从蒙昧到明智的必经之路,也是从工具到使用者的共同选择。
更重要的是,相比日本和美国在这个行业里的探索,中国尚且处于邯郸学步的阶段,这里的创业空间恐怕大得惊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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